【如何分好蛋糕独家报道之一】王东京：应该减税以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
　　【如何分好蛋糕独家报道之二】李稻葵：理性看劳动占比，不要上纲上线
　　【如何分好蛋糕独家报道之三】张丽宾：提高工资是破经济结构失衡关键
　　【如何分好蛋糕独家报道之四】厉以宁：通过三次分配解决收入分配难题
　　【如何分好蛋糕独家报道之五】程恩富：提高产业工人工资重大现实意义
　　【如何分好蛋糕独家报道之六】马小丽：中国收入分配改革亟需理论支撑
　　【如何分好蛋糕独家报道之七】汪玉凯：收入分配改革到下决心解决之时
　　【如何分好蛋糕独家报道之八】辜胜阻：市场机制倒逼收入分配制度变革

　　当代中国正在进入社会财富倍增与贫富差距加大同步进行的社会发展的高动荡期。如何建立一个福利共享的和谐社会，成为“十二五”期间中国社会发展遇到的最大难题。当前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三个途径，一是改进市场主导初次分配结构，使财富向劳动要素倾斜，二是调整政府主导的二次分配结构，使财富分配向民生倾斜，三是倡导与推进民间的慈善事业发展，使财富向穷人转移。目前中国收入分配结构失衡，是一个综合问题，除了大力推动政府主导的二次分配结构改革的同时，更需要大力推进市场主导的初次分配结构调整。在初次分配结构中，资本与劳动参与财富分配的关系失衡，是导致分配问题的根源所在。资本与劳动要素分配失衡的背后，与不完善的市场制度有关，更与产业结构密切相关。如何以调整产业结构为着力点解决收入问题，是从根源和基础上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主要战略举措。

　　一、分配问题的结构根源：资本与劳动失衡

　　在市场主导的初次分配中，财富如何在资本、劳动和政府之间分配，与产业结构的类型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从中国产业结构发展阶段看，还是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看，重化工产业主导的经济发展阶段，是导致财富分配向大资本集中，引发社会财富分配在资本与劳动要素之间失衡的重要的经济原因。19世纪末是美、英、德等国以重工业为主导经济增长时期，同时也垄断资本快速成长的时期，垄断资本形成导致了社会财富向资本一端快速集中，导致了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成为当时引发社会矛盾的经济根源。目前中国在财富分配上形成的两极分化问题，也与进入21世纪以来的重化工产业发展密切相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是轻工业。20世纪90年代，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是电器类产业。进入21世纪以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是房地产、汽车、城市化需求拉动的重化工产业。80年代的轻工业属于资本进入门槛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财富初次分配在大量中小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相对分散而均衡进行。90年代的电器产业属于资本进入门槛较高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这个时期是大中型企业发展时期，但由于为家电生产配套零部件生产，又带动了一大批中小企业的进入。这个时期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开始向资本倾斜，但仍给小企业和劳动者留下了一定的空间。进入21世纪以来的重化工产业属于具有垄断性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重化工产业这种特性给中国经济带来了高增长的同时，也给中国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上带来负效应。具体讲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重化工产业导致了财富分配向垄断大资本和少数人收敛的马太效益。由于重化工产业本身属于资本进入门槛高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重化工产业这种特性使某些领域的垄断经营成为可能，再加上我国重化工产业主要由国有企业经营，国有企业拥有的众多特许权力，更为重化工经营增加了行政垄断垄的特征。20世纪80年代在轻工业、电气也发展的时期，国有企业在脱困减亏中挣扎，但进入重化工产业快速发展阶段以来，国有企业一改原来的被动局面，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扩张期。

　　重化工产业所具有的投资规模大，垄断性强、利润回报高的特性，形成了对资本的巨大需求。资本总量的快速扩张，资本要素在参与社会财富初次分配中所占的份额也越来越大。由于资本总量扩张是伴随着资本垄断和集中进行，由此形成了社会财富随着资本的垄断向少数富人集中的趋势。2010年12月2日，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报告称，2009年，中国百万美元资产家庭的数量达到670000户，位列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关键是中国财富向富人的集中度正以年均12.3%的加速度增长，是全球平均增速的2倍。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截至2007年底，中国总人口是132129万人。当年有41.5万的富人个人资产超过100万美元，占总人口的0.03%。拥有的财富共计2116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4.82万亿元。富人财富相当于全国GDP的60.1%，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的2.895倍，富人财富是城镇居民平均收入的10.8倍，是农村居民平均收入的35.8倍。

　　与此同时，当社会财富分配向少数人和少数大资本集中的同时，劳动要素在初次分配中所份额却越来越少。据社保部工资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已由1990年的53.4%降至2007年的39.74%，呈逐年下降趋势。

　　财富分配向少数人和资本集中趋势，在累加效应的作用下，形成使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马太效应。在某个领域资本垄断一旦形成，资本垄断所形成强势，会向金融领域、其他投资领域、行政决策等领域渗透扩展，为进一步获利创造条件。

　　二是重化工产业有利于财富向政府集中，导致国富民穷的趋势加大。重化工产业是政府的税源产业。高税收的回报，刺激了地方政府发展重化工的积极性，导致了民间财富的积累与发展缺乏政策支持。“十一五”期间，重化工产业快速发展，政府是最大的收益者之一。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十一五”时期，全国公共财政总收入30．3万亿元，年均增长21．3％，远高于GDP的增长率，更高于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率。“ 十一五”期间农村居民收入平均增长为8.9%，城镇居民收入增长9.7%。 这样一种分配机制成为激励资本投资不断增加，消费相对份额不断缩小的机制。消费率从2000年的61.1%下降到2007年的48.80%的同时，投资率却从2000年的35.3%，上升到2007年的42.6%。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存在的消费动力不足的深层原因，来自产业结构决定的初次分配过度向资本倾斜。

　　三是经济政策和环境为大资本服务，导致权贵经济滋生，使财富分配更加扭曲。因重化工产业发展形成资本与劳动失衡的分配关系，如果是属于单纯经济和市场因素，也许其解决的难度并不大，目前最需要我们关注的是，重化工产业发展导致资本强势与强势政府相结合，加剧了财富分配的扭曲。由于重化工产业发展，给渴望追求税收和GDP增长的政府带来巨大的收益，随着时间推移，一套为大资本服务的经济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也就形成了。政府的这一做法不仅迎合了强势大资本与权力联姻的需求，而且为大资本利用行政资源再度扩张和获利创造了条件。如果说在重化工产业起步发展的初期，政府扶持也许有弥补市场配置资源不足的补充作用，但是在重化工发展造成大资本已经居于强势垄断地位的今天，政府的这种行为，不仅不是对市场配置资源的矫正，而是更加扭曲。与大资本结合在一起的政府权力，已经不是为社会资源配置服务，而是变成了一种新资本，这就是吴敬琏所讲的权贵资本。“权力转化为资本，资本与权力合谋或独谋、为了追逐超额和垄断利润而践踏法律，回避这个每天都在大规模发生、也是以万亿元计的财富再分配现象，显然也根本不可能缩小贫富差距。”[1]

　　总之，重化工产业的特性所决定的利益驱动机制，是一个激励资本投资扩张，抑制消费增长的机制；是一个有利于资本密集型大型企业发展，挤压民生性中小企业发展的机制；是一个使财富向政府集中，不利于财富向民间积累的机制。这样一种利益驱动机制是造成民生产业发展滞后，消费不足的深层原因所在。

　　二、矫正分配失衡与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思路与对策

　　(一)把矫正初次分配失衡的目标导入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目标中，坚决遏制重化工产业借助惯性力的继续扩张

　　重化工产业发展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负效应，是任何一个国家在进入重化工发展阶段必然要付出的成本。但由于中国的重化工发展更具有政府推动因素，所以，在矫正重化工带来诸多负效应时，还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进行。目前解决重化工产业带来财富在资本与劳动之间分配失衡的问题，亟需启动遏制重化工产业借助惯性力继续扩张的刹车机制。

　　我们一定要明确现阶段中国重化工产业增量发展的高峰期已过，目前仍不降热度的重化工投资，已经属于具有风险的重复投资或过剩投资。这需要引起各级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发达国家发展经验说明，在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之后，人均钢铁、水泥和煤炭的需求量开始下降。我国人均GDP在2009年已达到4000美元，从发展阶段看，中国正处在重化工产业主导的增长期向服务主导的增长期转型。所以，推动产业结构从投资拉动的重型结构向消费拉动的服务业转型，是“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令我们担忧的是，从目前各地出台是 “十二五”规划看，投资重化工产业的热度仍然未减。

　　目前出现电荒问题的背后，就是重化工产业惯性扩张在起作用。统计部门统计数字显示，2011年一季度，化工、建材、钢铁冶炼和有色金属冶炼四大高耗能行业用电增长对全社会用电量的贡献率超过三成[2]。当前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惯性仍在延续，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出现了反弹。如果不出台重量级的调控措施，对重化工产业进行刹车调整，我们将会为重化工过剩发展付出沉重代价。

　　(二)推动政策与社会环境，从围绕做大做强的为大资本服务向围绕民生产业的中小型企业服务转型

　　目前在中国形成的重化工产业惯性发展问题，除了重化工本身的利益驱动力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因素是外部政策与环境的推动。一方面，尽管中央频繁出台有关政策，希望遏制重化工惯性发展的势头，但各地政府的现行政策大环境仍然停留在原有状态和做法上。在产业政策目标定位上，无论是从省还是到县，都把“做大做强”作为地方产业政策和招商政策的标准来对待。许多地方为了缩短做大做强的时间，甚至规定进入工业园的门槛，要求投资额度不达一个亿的不能进园区。这样一种政策激励的结果，使能够进入园区的产业只能是资本密集型的大企业，而那些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则成为政府政策不喜欢的对象。由于地方政府为急于提高经济总量，提速GDP,所以，在地方所出台的政策上，都是按照大资本优先原则进行的。在目前电荒、通货膨胀、银根紧缩的大环境下，政府首先保护的是大资本、大企业，而民营中小企业则被边缘化，成为挤压对象。目前如果不能从政策和环境上进行根本性调整，关心民生产业的发展只能是一句空话。

　　(三)走出创新认识的误区，让民营中小企业成为新兴产业的主力军

　　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以新能源和低碳经济为核心的新一轮产业革命正在兴起。如何在自主创新中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成为目前中国经济转型的新方向和新内容。但是，目前我们应对新兴产业发展上存在一个误区，这就是把发展新兴产业的竞争，看成了一个单纯的投资竞争、做大做强的竞争，而不是看成一个科技自主创新的竞争。我们仍然以对待发展重化工产业的模式，来对等新兴产业。尽管新兴产业发展也需要资本投资，但决定新兴产业发展最需要投资的不是资本，而是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的投入。新兴产业的发展模式，是科技创新带动资本投资，核心技术主导财富创造的模式。在新兴产业发展上，即使你有资本，也不能买到核心技术，在发展新兴产业发展上，资本决定一切的模式是失灵的。

　　但是按照产业转型规律，在一个新兴产业兴起时期，最具有创新力的，恰恰不是传统的大企业，而是新兴的中小型企业。80年代美国新经济不是发生在128号公路的大企业，而是来自硅谷的中小企业。但我们目前做法恰恰是依靠大企业、大资本。按照如此思路和模式走下去，中国无法占领新兴产业发展制高点。许多地方的新兴产业很可能成为新瓶装旧酒的新产业。

　　矫正我们对新兴产业革命认识误区，让知识、技术成为财富创造的源泉，让激励新兴产业发展政策向创业者、中小企业倾斜，这不仅是发展新兴产业的需要，更是促使财富分配向知识资本、向民间、向中产阶层倾斜的需要。

　　(四)遏制城市贵族化、产业空心的发展趋势，让城市成为服务第三产业发育的温床，成为中小商业创业的乐园

　　第三服务业是有利于就业、有利培育内需的产业，而第三产业发展的最大空间就是城市。但目前在房地产利益驱动下，在政府主导下，城市化正在向着所谓的现代化+贵族化+高端服务业的方向发展。这样一种发展方向和模式，将会导致城市向产业的空心化、平民边缘化、民间商业挤出、城市市场萎缩的方向发展。许多城市追求的所谓百年不落后的现代化城市，就是吸引资本投资、吸引有钱人、为资本服务、为贵族服务的城市。特别是许多正在建设中的新城区，更是如此。如此一种城市发展模式，导致房价攀升，生活成本上升，中小商业被引入的现代大超市挤出，高成本把创业者挤出，最终使城市成为有城无市、有城无人的城市化。

　　如围绕民生、民本定位城市发展方向和模式，让城市规划与发展为民间商业、传统商业、弱势群体留下发展空间，让城市真正成为高就业率的服务业发展的温床，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解决初次分配失衡的重要途径。

　　(五)振兴中国禀赋优势的八类产业，让中国禀赋优势产业成为富民、强国产业

　　目前除了积极发展国务院确定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外，特别是地方政府更要关注与民生密切相关、与中国禀赋优势相关的八个新兴产业，这些产业是旅游业、文化产业、服务业、中医药业、康体保健业、民间手工业、生态农业、 职业培训业。无论从增长速度、市场潜力、发展前景看，这八类产业均表现出传统产业所没有的高成长性[3]。在未来的3到5年之内，这八个产业会陆续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引擎产业与支柱产业。

　　这八大产业在解决需求不足、民生就业、三农问题、区域经济等领域具有其他产业不可替代的功能。首先，这八大产业是从供给上培育新需求、增加就业的产业。这八类产业既属于技术密集型、也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更适于中小企业发展的产业。如中国的旅游业创造了7200多万个工作岗位，旅游行业每增加一个直接就业机会,社会就能增加5到7个就业机会。到2015年,预计中国旅游直接和间接就业总量将达1亿人左右。美容保健、康体保健、民间手工业也都是就业空间很大的产业。其次，这八类产业中，旅游业中的农家乐、生态旅游、生态农业，与中医中药关联的种植业、民间手工业、职业培训中农民工培训等都与农村、农民有关。这八类产业中不仅包含了振兴城市服务业的主导产业，而且也是惠及中国农村、农民的新兴产业。三是在这八类产业中包含了振兴西部的新产业与新思路。特别是旅游业、民间手工业、文化产业都是最能发挥西部资源优势的产业。西部是中国旅游资源、太阳能、风能资源、民间手工业、文化产业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其发展潜力很大。

　　总之，重化工产业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必经阶段。同其它产业相比，也是给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负效应较大的产业。目前重化工高速增长阶段已过，如何推动中国经济从重化工主导的产业发展阶段向服务业主导的新兴产业发展阶段转型，是“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转型的主要内容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十二五”期间，推进经济转型的方向与矫正分配失衡方向是一致的、相辅相成的。为了解决重化工产业过度膨胀，在财富分配、产业结构、政府管理等领域带来的负效应，要围绕调节资本与工资的关系进行。一定要遏制强势资本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干扰，不能让产业结构调整跟着资本走，应该让资本跟着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走。